张兰生——张氏名人

张兰生，原名包巨魁，满族，1909年旧历四月二十三日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先后就读于呼兰县模范小学、呼兰县第一中学。1928年中学毕业后，张兰生考入哈尔滨电业局电车厂(当时叫电话科)，先当售票员，后当电车司机。

当时，这家电车厂有300多工人，他们除了受经济上的剥削外，还要受车监、地方官吏、军警和形形色色社会黑暗势力的欺压，搜身、打骂是家常便饭。张兰生到电车厂后，以他朴素的阶级感情和较高的文化素养，很快团结了一批工人弟兄，开始和工头、恶霸作斗争。

1932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哈尔滨后，电车厂改名为“哈尔滨交通株式会社”，对工友们又加重了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张兰生带领一批爱国工友用怠工、出车不卖票等方式和日伪反动当局展开了明争暗斗。同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哈尔滨导演一场庆祝伪满洲国“建国”丑剧，让电车厂工人们上街游行。张兰生和工友们在游行队伍中一面进行反日宣传，一面沿途撕毁标语，砸烂彩门，迫使游行草草收场。

中共满洲省委机关于1932年迁到哈尔滨之后，更加重视哈尔滨电车厂工人的抗日斗争。省委职工部长金伯阳、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等时常到这里同张兰生等进步工人秘密接触，讲解革命道理和党的抗日主张。张兰生如久旱逢甘雨，阶级觉悟迅速提高，第一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中共电业局支部秘密成立，张兰生被选为支部委员。从此，哈尔滨电车工人的斗争，汇入到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

1933年4月，在中共满洲省委、哈尔滨市委领导下，电业局党支部发动组织了一次电车厂工人大罢工。

4月2日，一名电车售票员因让一个着便装的日本宪兵买票，竟遭到毒打。消息传来，电车工人们震怒了。满洲省委决定以此为契机，组织发动一次电业局工人反日大罢工。省委派赵一曼等人深入电业局党团员中开展工作，电业局党支部连夜召开党团员、工会会员、积极分子大会，一致决议实行总罢工，并提出严惩打人凶手、抚恤赔偿伤员、撤掉宪兵队长、公开赔礼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五项条件，不答复上述要求决不复工。

会上还决定并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张兰生负责宣传工作。会后，张兰生立即组织几名党团员，连夜画漫画，写标语，刻印《告哈尔滨市民书》，在电车各线路站口张贴，向全市人民揭露日伪宪兵罪行，呼吁全市人民支持电车工人的正义斗争。全市电车停运，交通瘫痪。

日伪统治者对工人们这一正义勇敢的举动十分震惊。他们一边派出大批警察、武装保安队进驻电车厂，武力威胁工人复工；一边在工人中游说收买。但电车工人们齐心抗暴，没有一个工人动摇。日伪当局惧于广大市民的强烈反响，又怕事态扩大自己被追究责任，不得不撤退警察和保安队，接受了工人的全部条件。至此，坚持整整三天的罢工，以工人们的胜利而结束。电车工人的罢工斗争，也引起了日伪当局的警觉。他们经过半年多的特务活动和阴谋策划，终于向电业局的党团工会组织下了毒手。1934年，日伪武装特务于2月26日3月10日，两次对电业局工人大肆搜捕，电业局支部书记王知一等党员、团员、工会会员30多人被捕，党、团工会组织均被破坏。张兰生虽在妻子帮助下，机智地躲过敌人的搜捕，但处境仍十分危险。于是，满洲省委决定，派他到哈东抗日根据地去工作。张兰生告别妻儿离开哈尔滨，从此走上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前线。

1934年4月，张兰生来到珠河县(今尚志市)三股流。这里是珠河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浓厚的抗日气氛深深地感染着张兰生，他全身心地投入抗日工作。不久，他被增补为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部长。

1935年2月，张兰生当选为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书记。此前，满洲省委已先后派原省委秘书长冯仲云、满洲总工会组织部长赵一曼到珠河工作。张兰生担起中心县委书记重任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加强县委集体领导力量。经请示省委批准，张兰生率先在县委设常委，组成有冯仲云、赵一曼等九人参加的常委会。在张兰生和常委们的集体领导下，哈东地区抗日斗争形势蓬勃发展。这时，哈东游击支队已奉命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扩编为一个师三个团。群众性的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等抗日武装也纷纷成立，形成了以珠河为中心，包括宾县、阿城、苇河等县老游击区和五常、双城、延寿、方正等县部分新开辟游击区在内的哈东游击根据地。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根据地建设，张兰生和常委们带领党团员深入各地开展工作。经过艰苦的努力，在双东、延方新游击区成立了农民委员会、反日区委会、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并扩大了党的组织，在原中共铁南、铁北区委基础上新成立了中共双东区委、苇河区委、亚布力区委、延方区委、基层支部发展到60余个，党员达到300余人。

在此基础上，张兰生又着手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35年5月中旬，珠河中心县委召开根据地群众组织代表会议，成立了珠河县人民政府筹备会和哈东人民代表筹备会办事处。决定延寿、珠河、双城三县近期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人民政府。同年10月，成立了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吴景才当选为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主席。这是东北地区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县级人民政权机关。

哈东地区的抗日形势使哈尔滨的敌酋寝食不安。1935年7月下旬，伪滨江省成立专门指挥机构，统一调动大批日伪军集中对哈东各根据地“大讨伐”。敌人逐块包围，实行“三光”政策，致使铁路南游击区三分之二以上成为一片焦土。同年秋，伪滨江省又将哈东地区定为“治安肃整”重点区，派出重兵再次拉网“清巢”，哈东游击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1935年9月10日，张兰生在珠河县道南柳树河子召开县委会议，提出了新的斗争策略和任务。会后，赵尚志带第三军主力冲破敌重围安全东移，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张兰生和县委机关率第三军二团、三团留在珠河、宾县旧区坚持斗争。自1935年秋至1936年夏，张兰生和战友们历尽饥寒伤病的折磨，坚持与敌周旋。而此时，由于共产国际下令撤销满洲省委(1936年1月正式撤销)，张兰生又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在重重困难面前，张兰生仍满怀信心，带领同志们在敌人眼皮子底下顽强战斗。他们时而摧毁敌人的“大屯”解救被围群众；时而抓住机会吃掉小股“讨伐队”；时而出其不意袭击某个村镇据点，并奇迹般地在五常、双城一带山区开辟了新游击根据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撤销满洲省委的同时，指示在东北成立东满、南满、吉东、松江(北满)四个中共省委和一个哈尔滨特委。1936年8月，张兰生接到赵尚志信件，通知他和县委成员一起到汤原县参加会议，讨论成立松江省事宜。张兰生安排第三军三团留守老区后，和冯仲云等珠河县委成员分别前往汤原县三军后方根据地。

1936年9月18日，张兰生出席了在汤原县汤旺河沟里召开的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汤原中心县委与抗联第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来领导松花江沿岸和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会议选出15名执行委员，组成三人常委会。张兰生当选为北满临时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1937年6月，北满临时省委在汤原县帽儿山召开执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改组临时省委，一致选举张兰生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消息传来，使大家兴奋不已。同年8月，张兰生在桦川县火龙沟召开军政干部会议，研究全国抗战爆发后的东北战场抗日形势。会议决定在下江(松花江下游)一带组织一次群众性反满抗日大暴动，并将“九一八”国耻日定为暴动日。

经过秘密而紧张地准备之后，“九一八”那天，依兰、富锦、桦川、汤原各县群众，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散传单、呼口号，砸烂了日伪的保甲联防机构，割电线、拆铁轨，炸毁桥梁和公路，掀起了下江地区抗日斗争的新高潮。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后，省委领导成员随第三军一起活动。第三军主力自离开哈东后由于游击战争的节节胜利，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开始由一个师发展到六个师。后来又陆续发展到十个师和一个教导师。抗日队伍的迅速发展，未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张兰生十分重视新收编人员的政治工作。在干部奇缺情况下，他仍抽调人员为第三军的各师、团都配上了政治部主任。在耐心帮助、加强教育的同时，对那些打着抗日旗号暗中投敌叛变的人也决不手软。张兰生智擒于九江即是一例。于九江，真名于海云，是活动于巴彦、木兰、东兴一带的土匪，纠集有五六千人。1936年夏，他表示愿接受第三军改编。1937年初，第三军以于部为主，建立抗联三军第七师，于海云任师长。张兰生派共产党员张德到七师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秋，于海云动摇叛变，向巴彦县日军秘密投降。张兰生得到这一消息后，决定坚决打击于海云。但于部在巴彦一带活动，远离第三军军部，且人多势众，又有日伪军暗中做后盾，处置他有一定难度。张兰生便利用于海云贪财心理，诱敌上钩。他先让张德带着一些钱回第七师，向于转达上级的关心。随后，张兰生不顾个人安危，只带着一个随行人员来到第七师驻地“视察”，并向于海云表示，第三军作战缴获了一批金子，要分给各师以改善部队装备。于海云一听暗自得意，要亲自随张兰生回军部去领取。就这样未动一兵一卒，于海云便束手就擒。尔后北满省委对七师部队进行了整编。接着北满临时省委对其所领导的第三、六、九、十一各军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为此后各部艰苦的西征奠定了基础。

1937年冬至1938年春，敌人出动5万余兵力，对活动在松花江下游的我抗联各部进行大规模“讨伐”，形势十分严峻。1938年5、6月，张兰生在通河先后召开第七、第八次临时省委常委会，决定北满临时省委所属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各军主力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小兴安岭西麓嫩海地区转移，开辟新的游击区。张兰生、冯仲云等在通河指挥整个西征行动。

1938年6月，各部西征开始，历经千辛万苦，冲破敌人围追堵截，穿越“千里飞鸟稀”的小兴安岭，于1938年12月先后到达黑嫩平原的海伦县，胜利完成西征任务。在此期间，留守于通河大、小古洞的张兰生、冯仲云等人在敌人的“讨伐”和全面封锁下，饥饿已是常事，草根树叶都成为他们的粮食，为避开敌人搜捕历尽艰险。一次，张兰生和冯仲云等六七人来到一条大河岸边，后有追兵，又无船渡河，怎么办?张兰生说他先趟水过去，如水不深，到达对岸后敲树干为信号，大家再下水；如水深，牺牲他一个，大家另找通路。结果，张兰生安全到达对岸，带领大家转危为安。

1939年1月28日，张兰生主持召开了北满临时省委第九次常委会。会议总结了1938年5月以来的党的工作和反“讨伐”作战及西征经验，提出了开展黑嫩平原游击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次会议，对开展黑嫩平原游击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4月12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召开第二次执委全会，决定将北满临时省委改建为中共北满省委。会议选举金策为书记，张兰生当选为省委执行委员，任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

张兰生到三军后，立即着手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与三军军长许亨植主持召开了三军军政干部会议。张兰生指出巩固部队的中心环节“莫过于党政工作”。会议作出了加强党的领导、健全连队支部、重新登记党员，严格组织生活等决定。与此同时，张兰生还十分重视新开辟的黑嫩平原游击区内的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先后派数名三军干部到游击区去发动群众、联络其他抗日武装，建立地方党群组织。张兰生在行军转战途中，还写了《关于正确对待和做好山林队、红枪会、“满”军警工作及组织群众等问题》《对待群众工作的几点意见》等文件、书信，提出了做好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北满省委第二次执委全会还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李兆麟为总指挥，统一指挥抗联第三、六、九、十一等四个军(1940年后，部队缩编为第三、六、九、十二等四个支队)。总指挥部设在德都县朝阳山区。

1940年6月，张兰生受北满省委派遣到朝阳山三路军总指挥部，为设在这里的北满省委军事干部训练班讲课。张兰生为学员们讲解大领导的《论持久战》时，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博得学员们好评。

1940年后，朝阳山区成为北满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它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外人进入山区犹入迷魂阵一般，寸步难行。朝阳山抗日根据地的存在，时刻威胁到日伪当局的所谓“第二国防线”的安全，更威胁到日本关东军边防重镇孙吴县。敌人千方百计试图扑灭这里的抗日火种，却多次碰壁。1940年7月上旬，抗联第三支队在嫩江县打了胜仗，缴获一架油印机和一批纸张，决定让前往训练班学习的第三支队政委赵敬夫带进山供训练班使用。不料赵敬夫等人进山行踪被敌特发现。7月19日，沐河屯伪警察大队长董连科带领日伪骑兵150余人分两路向朝阳山顶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和山腰间的军政干部训练班扑来。

这天清晨，张兰生忽然听到远处有阵阵战马嘶鸣声，知道情况异常，立即和赵敬夫商量对策，决定一面组织学员们就地隐蔽，准备迎击敌人；一面派人上山通知总指挥部转移。敌人闯进山后，遭到阻击不敢冒然前进。张兰生原想拖住敌人待总指挥部转移后即撤走，不料，随后山顶也响起了枪声，知道总指挥部也遭敌人袭击。张兰生和赵敬夫带领全体学员，迅速赶往山顶去支援总指挥部。当张兰生赶到山顶时，发现总指挥李兆麟还没撤离，立即命赵敬夫带部分战士保护李兆麟转移，自己留在山头上拖住敌人。此时，袭击训练班密营的敌人已尾追上来，张兰生和30多名学员面对150名全副武装的敌人毫不畏惧，利用有利地形死死缠住敌人，让总指挥有更多的时间撤到安全地带。战斗进行的非常激烈，山腰、山顶大火熊熊。他们打死打伤数十名敌人，伪警察大队长董连科也被击毙。赵敬夫将总指挥护送到安全地带后，再次返回总指挥部密营来接应。张兰生等突围时，敌人已封锁了各条路口。张兰生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赵敬夫等16名同志。

1940年12月底，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来到朝阳山，为张兰生等17名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冯仲云敬献挽联是：

为民族争生存，数载苦斗，忠魂长绕向阳岭。

求国家求独立，千里转战，热血洒遍嫩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