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张耀祠谈抓江青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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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张耀祠谈抓江青内幕

【张氏】张耀祠谈抓江青内幕



虽说关于“毛的遗孀被捕”的内幕至今尚未正式公布,但是笔者以为,如今从零零散散、陆陆续续的信息中,已经能够勾画出那真实的一幕……


“毛的遗孀”江青,是由张耀祠将军在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半奉命前往中南海“201”拘捕的。


张耀祠将军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8341部队负责人。海外称8341部队为我国的“御林军”,因为中南海以及北京重要党政机关是由8341部队负责保卫的。


中央警卫团首任团长 张耀祠

笔者曾于1991年5月、1992年10月、1994年5月三度飞往我国西南,采访张耀祠将军。


据张耀祠告诉笔者,他是在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


汪东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张耀祠的“顶头上司”。在当时的我国政坛上,汪东兴是个不显山露水的人物。其实,他的资历颇深,早在延安时期便已在大领导身边工作,多年负责大领导的机要和安全保卫工作,中南海在他的掌握之中。


就汪东兴政治道路而言,有三次重要的升迁:


一是1965年11月10日,那篇揭开“文革”大幕的“鸿文”──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也就在这一天,从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建立起就担任主任的杨尚昆,被撤销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之职,原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汪东兴接替了他。从此,汪东兴担任这一重要职务达13年之久,直至1978年12月由姚依林接替了他。汪东兴在1977年曾说,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汪东兴此言,道出了他多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后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深知的ZG高层内幕,尤其是“文革”内情。


二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汪东兴进入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核心圈。


三是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他的政治地位益发显得重要……


张耀祠来到汪东兴办公室时,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也奉命到达。汪东兴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


然后,汪东兴向他们下达了在当天晚上拘捕江青以及毛远新的命令。


张耀祠和武健华圆满地执行了汪东兴的命令,在当天晚上拘捕了“毛的遗孀”江青以及大领导的侄子毛远新。


张耀祠向笔者回忆说,他是在8时半,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张耀祠对中南海了如指掌,执行任务熟门熟路。


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


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健华带着三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在“文革”中,江青常住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201号也有她的住处。大领导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不住钓鱼台,住在中南海。


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


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


“江青(往日,他总称之为‘江青同志’,这一回忽地没有了‘同志’两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内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


张耀祠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江青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


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下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


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无囚车。他说,江青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没有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所以,根据当事人张耀祠回忆,拘捕江青毫无戏剧性!


汪东兴布置另一批人马埋伏在中南海怀仁堂。当晚以在那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使前来开会的江青的同伙、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落网。


姚文元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据告要讨论的是出版《大领导选集》第五卷,需要主管宣传的姚文元列席会议。姚文元来到怀仁堂,也被拘捕。


这样,在1976年10月6日晚,在北京中南海,干脆利落地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


笔者再三问张耀祠:“汪东兴对你所说的‘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这‘中央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是谁作出来的?”


张耀祠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当时,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执行命令,拘捕江青。我不会也不可能向汪东兴问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当然,我去拘捕江青,除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之外,我本人在大领导身边工作多年,也早就看不惯江青的所作所为。所以,我执行中央的命令非常坚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也没有向汪东兴问过‘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向来遵守纪律,不该知道的事情从来不问。所以,我至今不知道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


依据张耀祠所说,汪东兴理所当然知道中共中央是怎样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的。




在1984年6月15日,汪东兴在医院里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这样说:


关于行动的情况是这样的:1976年10月6日下午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


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摘自:《邓小平改变我国:1978我国命运大折》者:叶永烈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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